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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

资料图：广西少数民族联欢。俞靖摄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跃升至2018年的0.758，增长逾50%，标志着中国成为自1990年UNDP在全球首次测算HDI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另一个生动案例是，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云南深山的独龙族还过着结绳记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活，每逢大雪封山便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随着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6.68公里的特长隧道穿越高黎贡山，使天堑变通途，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在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中，“一跃千年”的奇迹已从想象照进现实。

　　回看胡适当年的困惑，不难发现，今日之中国已找到那条正确的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的人权事业将继续发展，也将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完)

周鸿祎委员：数字时代新风险丛生安全不再是“附属品”******

　　【代表委员履职心语】

　　以下为采访摘要：

　　记者：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面临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有哪些建议？

　　周鸿祎：最大的安全挑战就是，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带来的问题就是一切皆可编程，所有的东西都是软件，软件定义世界。万物互联时代，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打通，过去所有对虚拟世界的伤害都能变成物理世界的打击；还有大数据驱动业务，数据也变成了可攻击对象，过去数据就是起到存储作用，现在数据一旦瘫痪，就意味着业务停止。

　　具体来讲，网络攻击低成本、隐秘性，导致了现在网络攻击对手已经不再是“小毛贼”，那些勒索软件都是有组织的犯罪；此外，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使得基础设施包括工厂、变电站、交通设施等都成为攻击对象，攻击范围和原来完全不一样；再加上数字化技术本质都是软件，比如，5G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都属于复杂技术，本身都会有安全问题；还有，数字化带来很多场景的增加，比如，工业互联网场景、车联网场景等，其中，工业互联网涉及很多智能车床、数控车床联网，有很多智能设备和供应链连在一起，供应链又有很多中小企业；车联网还有一个挑战是，过去车厂跟用户不联网，现在用户都要安装App，访问车联网服务。这些改变使得网络数字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与原来网络时代完全不一样。

周鸿祎委员：数字时代新风险丛生安全不再是“附属品”

　　当前，传统行业纷纷进入产业数字化领域，要面临复杂的场景、复杂的数字化技术，就不能够等把这些东西建设好，再把安全作为一个附庸，买点软硬件来合规。我觉得国家一定要支持这些重要行业、关键基础设施，要做好数字化安全顶层设计。

　　过去相关行业遇到网络安全问题，都是找网络安全公司“买药吃”，吃再多“药”也没有真正变成能力的积累和沉淀。网络安全要从卖盒子、卖软件这种思路，转变成为帮助客户建立自己的“数字化医院”，也就是安全基建，要帮助很多城市、大型企业建立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有了安全基础设施，就像有了医院，再加上培养大量医生，也就是网络安全专家、网络安全运营人员，这样才能帮助很多单位真正地把自己的安全应对能力建立起来。（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政葳孔繁鑫）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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